新中国成立后，地方和军队普遍设有第一副职、第二副职等多个副职岗位，明确划分职责分工。通常情况下，第一副职会协助正职负责日常管理和工作推进配资开户行情，确保事务顺畅开展。
1954年，总干部部出现了两个第一副部长的特殊情况，显得格外独特。总干部部自1950年成立以来，部长由罗荣桓兼任，第一副部长则由来自第四野战军的赖传珠担任，第二副部长则是第一野战军的徐立清。总干部部肩负的任务繁重，特别是全军干部任免工作，主要由徐立清负责掌管。
之所以由徐立清负责如此关键的工作，原因很直接——他公正无私、作风正派。在随后的军衔评级和任职调整中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。他曾主动申请降职为副兵团级，但未被批准；后来又三次申请降为中将，才最终获准。徐立清始终秉承“任人唯贤”的用人理念，不追求名利。
赖传珠与徐立清年龄相当，且职务相同，均曾担任过兵团政委。他们的排名主要根据资历先后决定。赖传珠于1926年加入共青团，1927年入党；徐立清则在1929年加入红军，1930年入党。两人入党时间相差三年，分别属于大革命和土地革命不同历史阶段。
展开剩余71%赖传珠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工作干部，抗战期间从新四军参谋长转任纵队政委及兵团政委等职务。他原本是华中第1纵队政委，曾随叶飞奉命挺进山东。因国军占领东北陆路和水路要道，未能及时进入东北，只能滞留山东。第1纵队后来划归山东野战军，叶飞任司令员，赖传珠则请求绕道挺进东北。1947年他抵达东北，任东满独立师政委、6纵政委等重要职务。如果没有赴东北，赖传珠很可能会成为华东野战军的政工领导。
1950年，赖传珠由广东调入总干部部，协助罗荣桓，主要负责总干部部的日常工作。到了1954年，随着六大区和军区的撤销，大量高级干部和将领的职务调整开始。时任西南局第一副书记的宋任穷，原本被安排调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组部副部长，但罗荣桓力邀他进入总干部部担任第一副部长。
罗荣桓看重宋任穷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稳健作风。宋任穷并非战将出身，自抗战以来，主要聚焦于地方建设和组织工作。抗战结束后，他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政委调任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长，主管干部任免工作，任职时间长达两三年。1948年4月，他转任豫皖苏军区“一把手”，负责地方事务。
宋任穷接触和管理干部工作的时间远早于赖传珠和徐立清。把他安排在第一副部长的位置，主要考虑他的资历、历任职务以及综合能力。
宋任穷的入党时间比赖传珠还早。抗战时期，他曾开辟冀南根据地，担任司令员和政委。解放战争期间，他从纵队政委转任中央局组织部部长、豫皖苏分局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，还兼任华野第三副政委。虽多为挂名，但其地位早已高于赖传珠和徐立清。解放后，宋任穷担任大区第一副书记。那个时期，一般省级主要领导与军队总部及大军区的行政级别相近，而大区级别更高于省部委，这进一步凸显了他的职位重要性。
将宋任穷调任总干部部主持日常工作，另一原因是当时军队即将开始军衔评定工作，工作量庞大，亟需强化领导力量。为此，还将甘渭汉调入总干部部担任副部长，排在徐立清之后。
虽然宋任穷调入总干部部时间较晚，但由于他资历和职务较高，若将他排在赖传珠之后，显得不合适。而赖传珠已担任第一副部长长达四年，也不宜轻易将其降为第二副部长。最终，设立了两个第一副部长的职位，宋任穷排名高于赖传珠，巧妙解决了干部排序的难题。
不过，宋任穷在总干部部任职仅两年，便主动申请调离。原本他希望转向地质战线工作，但最终被派往负责原子能工业。1960年，他调任东北局主持三省工作配资开户行情，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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